□胡立彪

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这是我国消费领域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与以往注重某一局部和短期效应的消费政策不同，《意见》着眼于解决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从细化消费市场、强化政策配套等多个角度，为我国的消费升级发展指出了新的增长点和发展路径。

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相比投资和出口，消费更具潜力和稳定性。对于进入转型期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而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日益凸显，其保持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作用也愈发突出。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多增强的背景下，就更需要眼睛向内，更多地激发国内消费潜力，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意见》的发布实施恰逢其时，必将有助于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夯实内生动力，平稳转型升级。

从近些年国内消费市场的表现看，其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确十分突出，而且也在一步步实现升级。数据显示，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5年以来已连续3年保持在50%以上。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不过，虽然我国消费增速快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但由于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着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短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不能被有效满足，也影响了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更好发挥。

短板其实很明显。国内市场不仅缺乏符合消费者多样性及高品质需求的产品，使得消费者缺乏消费意愿，而且消费环境也不甚理想，这又导致消费者不敢消费。如果商家产品质量差，服务跟不上，遇到消费纠纷还要面临维权困境，这必然会打击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使消费力受到压抑或者向外转移（海外消费、海淘代购现象大量存在即说明这一问题）。如果说改善供给产品质量是保证消费者想消费，那么改善供给服务质量则是保证消费者敢消费。只有做到又想又敢，才能真正形成现实消费，形成经济拉动力。

从根源上讲，这些短板均缘于长期存在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具体而言，主要问题有：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这些障碍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次，但基本上都能与市场监管产生交集。也就是说，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监管部门首先要进行对照反思，要敢于从自身做起，进行自我革命。这就对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推进的“放管服”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更有效的监管，释放市场活力，激发消费潜力。当然，监管体制机制的改革远未结束，仍需要大力推进。要按照《意见》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创新监管模式。要积极应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引导其持续健康发展。要加快建立健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强化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消费者主体意识和维权能力，创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我们相信，随着《意见》的颁布实施，我国的消费环境将发生根本变化，不仅会有更多更高品质的产品，还会有更佳的消费体验，消费者想消费、敢消费，消费潜力会得到极大释放，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